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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丨黄霖:基点与滥觞:中国古典小说文献三

发布时间:2018-01-10 15:21 所属栏目: 中国古典 来源于:未知 点击数:

  作者简介丨黄霖(1942—),男,上海嘉定人,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。

  1976年“”结束,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反思求新过程中,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,逐步完成了大转型。特别是在近三十年中,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,是过去七八十年所不能比拟的。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基础,也是显示全局工作盛衰的重要表征。其内容是多方面的,下面谨就七个方面略作述评。一、大型小说文本丛刊的影印。“”以后,有关小说文本的丛刊如雨后春笋,络绎不断。

  1976年“”结束,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反思求新过程中,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,逐步完成了大转型。特别是在近三十年中,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,是过去七八十年所不能比拟的。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基础,也是显示全局工作盛衰的重要表征。其内容是多方面的,下面谨就七个方面略作述评。

  “”以后,有关小说文本的丛刊如雨后春笋,络绎不断。初期对中国大陆较有影响的是台湾地区的朱传誉,他凭一人之力编印“明清小说善本丛刊”,于1985年起,分1—18辑影印出版,共收小说225种。丛刊尽管没有提要,并且去掉了所有善本的藏书章,但毕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本来难以寓目的原本全貌,受到学术界的欢迎。在此基础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《古本小说集成》,影印小说550余种,规模更大,收罗更全。在此期间,各类小说丛刊本层出不穷,中华书局陆续推出《古本小说丛刊》168种,其他丛刊有的也列有若干稀见本,但大都重在偏攻,如陈翔华编印的《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》及《续编》,主要收罗了多种《三国演义》古本。总体来看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包容量大,选择也精,能满足一般研究之需要。就近代小说而言,继阿英的《晚清文学丛钞》(小说卷)之后,由章培恒、王继权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8—1996年间点校出版,共收小说405部,最为全备。

  四十年中,古代小说的校注本汗牛充栋,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,如冯其庸主持点校的《红楼梦》,集众才俊之力而成,最为畅销。在笔者个人阅读记忆中,2009年出版的王利器校注的《水浒全传校注》,是一部力作。其底本是在郑振铎主持下,由王利器与吴晓铃于1950—1954年间具体点校,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水浒全传》。此本校记十分有用,王利器此次又加以审核,作释文130余万字,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晶。程毅中校点的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校勘精审,其注释富有学术性。另外,陈熙中校注的《喻世明言》,颇见功夫。此书于1950年代曾由许政扬校注过。许政扬的校注本来就很见功力,他在此基础上,不但新增了不少注释条目,而且还补正了一些失校误校,不是泛泛之作。

  校注本中的另类有盛巽昌的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的“补正本”。其注是分“补”与“正”两方面。所谓“补”,一是对小说中若干人物、名物、情节的渊源加以说明,二是补充小说中没有写到的若干史实掌故;所谓“正”,即以史之实,证文之虚。盛氏学识渊博,在不改动正文的前提下作补作证,颇有创意,这对理解一部古典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虚虚实实有所补益。也有一些著名小说,经研究者认真校勘后,将正文径改,虽不能成为学者的工作本,但方便了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  新时期编撰综合性辞书与目录书,是一大鲜明特色。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综合性辞书与目录书。1990年,署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与文学研究所编撰的、主要由欧阳健、萧相恺等实际操持的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题要》出版,这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,给予很高评价。该书自出版以来已印行三次,并由韩国汉学家译成韩文出版。当然,早在1930年代,孙楷第就编撰了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,1980年代大塚秀高作了详细增补与修订,这些工作都为这部《总目提要》的编写铺了路,但在四十年前要编纂成这样一部《总目提要》,毕竟是难以想象的。

  就文言小说书目而言,1981年同时出版了程毅中的《古小说简目》和袁行霈、侯忠义编纂的《中国文言小说书目》。前者虽略,仅止于宋元,但作品多经目验;后者主要源于前人书目,故搜罗繁富。两者都有草创之功。另外,李剑国专注于志怪传奇的研究,著有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(1993年)与《宋代志怪传奇叙录》(1997年),颇见功力,受到学术界关注。同为南开大学的宁稼雨仅凭一人之力,于1996年出版了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,著录作品2000部上下。文言小说这一文体概念,本来就纠缠不清,对其取舍、甄别自多困难,数量又多,故略有缺失错讹,在所难免,总体上都有功于中国小说之研究。2004年、2005年相继出版的石昌渝主持编写的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,朱一玄、宁稼雨、陈桂声等主持编写的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》,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合在一起,两书所收编目可相互补。至此,估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很少有人再有另编一套小说总目的热情。

  此外,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,与以上小说辞书不同的是,该书不但介绍了小说,还照顾到古代小说理论批评、现当代学人对古代小说的研究、古代小说总集、小说书目、小说史料等多个方面。尽管所著录小说的绝对数量少了,但有关小说的知识面大了,因此颇有参考价值。2006年该书出了第三版。

  与此同时,一些名著的专书辞典层出不穷。作为一部长篇小说,特别是世情小说,描写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,会给现代的阅读者留下许许多多问题,因此,编写一部专书辞典也是十分必要的。近代就有人尝试编写《水浒传》辞书,但没有完成。在近三十年中,学术界编写出一系列名著专书辞典。首先引起世人关注的有关《红楼梦》专书辞典,有周汝昌主编的《红楼梦辞典》(1987年),孙逊主持或主编的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(1988年、2005年、2011年),冯其庸、李希凡主编的《红楼梦大辞典》(1990年、2010年增订本)。这里,孙逊所编“辞典”与他的《金瓶梅鉴赏辞典》一样,内容不仅限于鉴赏,还偏重知识的全面介绍与答疑,可为广义“鉴赏”。至于冯、李等用“大辞典”之名,其意义不仅在于书中内容关注“内学”,而且也涉及到“外学”,还包括小说文本之外的相关研究等种种情况。

  相比之下,有关《金瓶梅》的辞典较多,特别是专门语词方面的辞典就有多部:孙逊主持或主编《金瓶梅鉴赏辞典》(1988年、2005年)、石昌渝所编《金瓶梅鉴赏辞典》(1989年)、黄霖主编《金瓶梅大辞典》(1991年)、白维国编《金瓶梅词典》(1991年)、李申著《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》(1992年)、张鸿魁编著《金瓶梅字典》(1999年)、黄霖等编《金瓶梅鉴赏辞典》(2009年)等等。在其他小说辞典中,沈伯俊、谭良啸编著的《三国演义辞典》(1889年),较受世人注目,后于2007年出版修订本时改称“大辞典”。另外,还有胡竹安编著《水浒词典》(1989年)、曾上炎著《西游记辞典》(1994年)、陈美林主编《儒林外史辞典》(1994年)等等。这些辞典,大都出版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之交,详略不等,精粗有异,假如能重新修订、充实,当颇有益处。

  继一粟的《红楼梦卷》后,其余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六大小说及曾朴、刘鹗、李伯元、吴趼人等皆有专门的研究资料集推出,有的有两至三种,皆各有短长。朱一玄专司其事,一人(个别编著与人合作)独编以上几大小说资料集,自成一种体例,不同于一粟《红楼梦卷》以来大致相近之体例。他还编有《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》(1985年)、《明清小说资料选编》(1989年)等,在这方面成绩最为突出。

  与资料集不同,“”后陆续出版了若干小说序跋集(如大连图书馆编的《明清小说序跋选》、黄清泉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录》等),开始都为选本,数量较少,后丁锡根编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三大册(1996年),在当时条件下已属不易。另继王利器《元明清三代小说戏曲焚毁史料》之后,近日出版的张天星所编《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》(2015年),颇为可观。

  三十多年来,因这方面的问题错综复杂,讨论的问题太多,有的问题能一锤定音,有的结论还有待时日,这里难以一一缕述,只能择其大端,略陈一二。

  首先看版本问题。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很多,论著也有多部,如刘世德、林冠夫、郑庆山等都有专著。最初大家多致力于梳理脂评各本异同先后等问题,其后,欧阳健提出脂本是伪作,程本是真本问题,引起红学界的热烈争论。另外,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问题,一直争论不休。从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,总的倾向还是清楚的。

  关于《三国演义》问题,早在“”之前,日本的小川环树、澳大利亚的柳存仁等就发现《三国演义》版本存在着有无关索(花关索)及书名有《三国志演义》与《三国志传》的不同等问题。1980年代后,此说引起关注。日本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的一些学者纷纷发表见解,讨论孰先孰后,梳理各本之间的关系。中国的一些学者也介入这一讨论,并引申到谁更接近原本的问题,恐怕一时难有定论。从总体来看,有关《三国演义》版本的研究,日本的中川渝用力最勤。

  《金瓶梅》的版本问题中,关于“词话本”与“崇祯本”究竟是“父子”关系还是“兄弟”关系稍有争论。恐怕多数还是坚持传统看法,认为崇祯本是根据词话本修改而来的。《儒林外史》的原本,素有五十回、五十五回、五十六回的不同看法。最近,宁楷《儒林外史题辞》的发现与分析,解决了五十六回本是真本的问题。

  关于通俗小说的作者问题,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可谓风生水起,煞是热闹,但还是一笔糊涂账。缺乏可靠材料,所有的争论都不会有结论。更为麻烦的是,地方情结常常作祟,有的地方政府强势介入,一些媒体人见风即是雨,炒新闻,利益与学术纠缠在一起,常常把问题越搞越糊涂。

  最初热闹的是施耐庵问题。其实,新发现的《施氏家簿谱》等,只能说明江苏兴化白驹曾经有过一个叫“施彦端”的人,不能根据后人在旁边加了“耐庵”两字,就说此人即是施耐庵。恰恰相反,这本家谱倒是证明了当地施氏中恰恰没有施耐庵其人。民国时期冒出的一些材料,也多来路不明,漏洞甚多。

  罗贯中是东原人,还是太原人,本是老问题。新发现的《题晋阳罗氏族谱图》、《罗氏家谱》中的“罗锦次子”,与罗贯中浑身不搭界,没有一条材料可证明二人有关系。至于“东原”究竟是什么地方,虽有一些新材料说明,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  章培恒于1980年代初东渡日本,受太田辰夫、矶部彰等影响,回国后撰文《百回本〈西游记〉是否吴承恩所作》,引起了《西游记》作者是否为吴承恩的争论,至今未休。否定的材料,敝意认为可以据此成立;肯定的材料,还需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问题一样,有待于拿出当时的确证。

  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探讨是四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朵奇葩。时至今日,学术界提出了数十种说法,恐怕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。1980年代提出的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还多少有些学理上的探讨,但都缺少“临门一脚”。越到后来,望文生义,纯凭猜测者居多。今年,有学者在歙人书信中发现有“笑笑生”于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去杭州的纪录,可谓比较有价值的材料,但要据此探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至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,时有一些新说,但均不能掀起大浪。

  其间索引著作发表了不少,规模比较大的,有方积六、吴冬秀编的《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》(1992年),王秀梅、王泓水编的《太平广记索引》(1996年),刘晓安、刘雪梅编的《红楼梦研究资料分类索引(1630—2009)》(2012年)等,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。随着文字数字化新生事物的出现,周文业等得风气之先,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切实之工作,对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小说做了处理,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版本之间的辨析与梳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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