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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华文作家写什么?是否应该保持海外特性

发布时间:2017-12-22 04:31 所属栏目: 外国作家 来源于:未知 点击数:

  “世界华文文学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题材。”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,如果要编一本2000年以后的文学史,“一定会排到虹影、陈河等海外作家。”

  “在21世纪,这批海外作家的作品在丰富性这个概念上影响到了中国文坛。他们在海外奋斗拼搏,等到他们回到文学上重新给中国文学提供作品的时候,他们提供的经验是崭新的,我认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。”

  10月15日,第二届“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”在上海召开,主题为“丰富的作家,丰富的文学”。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、捷克、日本、马来西亚的10位海外华人作家与评论家共聚一堂,探讨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。

 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将海外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的重要资源,在他们中间,虹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。

  仅仅通过作品,很难把虹影看作是一位海外华人小说家。尽管她1991年就移居英国,代表作也都在这之后发表,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却少有海外生活的经历,而是几乎把全部目光投注在重庆和上海两座城市上。重庆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,上海是她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地方。

  “回到这两个地方,我从没觉得自己有写作障碍。”对虹影来说,出国不是积累写作资源的过程,而是让她“学会说话”。

  虹影在自传性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中,坦承自己的非婚生子身份,曾经她因此饱受困扰,备受欺凌,“从来都没有说话的权利”,慢慢地,她对说话本身,也变得十分谨慎。

  出国之前,虹影已经开始写作,在地方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。因为自己“没有名气”,国内当时著名文学刊物还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。

  到英国后,她不想放弃写作,就试着参加中国台湾的文学奖,得了几次奖,还去台湾参加了文学会议,借此认识了尔雅出版社的出版人隐地。她向隐地推荐自己刚写完的长篇小说《女子有行》,收到退稿信。隐地说这本小说“太前卫”、“看不懂”,但又加了一句话,“除非你能说服我。”

  出书的渴望压倒了不敢说话的恐惧,虹影写了长信去解释这篇小说写了什么,《女子有行》最终出版,同年,又出了《饥饿的女儿》,虹影的小说开始受到关注。此后,她又努力在英国打开市场,写英国人到中国的《K》和此前的《饥饿的女儿》都在英国取得不俗销量。

  “所以我想说的是,中国作家可以写英国的书,而且中国作家不会怕这个时代。”

  和虹影不同,更多海外华文作家还是把目光投注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之中。异国他乡的背景,是华文作家和国内作家、读者最大的身份差异,也是不少人依赖的创作资源。

  德国华文作家穆紫荆还记得自己1990年代过年回上海,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听说她从德国回来,就兴奋地说知道德国的营业员是什么样的,一一给她讲来。

  “我一听就是我写的东西。” 穆紫荆当时给《新民晚报》写德国见闻,没想到在她看来是日常生活的故事,却被国内读者记得清清楚楚。

 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出国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,华文作家描写海外生活的文字,成了国内了解海外的窗口。

  穆紫荆最初写德国是无心插柳,日本华人作家李长声写作,却是有意站在“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”这样一个立场上。他1988年赴日留学,旅日已30年,1990年代在《读书》杂志开设专栏“东瀛孤灯”介绍日本,引起关注。

  在日本生活多年,作品也均是写日本,但李长声说自己“对日本始终没有亲近感”,写日本也始终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,目的则是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。作家止庵也曾评价,“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。”

  从这个目的出发,李长声写的都是观察日本的随笔。他认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是随笔,日本就是“随笔的”,用随笔写日本“再合适不过”。虽用随笔的笔法,但他却有意学习中国写日本的传统,对中国人怎么写日本,他很有研究,从《三国志》首次记录日本,到近代学者黄遵宪、周作人对日本的著述,他均有拜读。自己写作,也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独特视角。

  “现在一些中国人旅日,时间或长或短,所见所闻互相重复,观察与认识也未必超越前人。” 如今去日本已经不是一件难事,但李长声对大部分新的所谓“日本观察”颇有看法。

  有些华文作家的经历并不现世静好,坎坷的经历成为作家难得的“财富”。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1994年有一段在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的经历,在那期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一场严重动乱,街上人人持枪,中国紧急撤侨。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成了他小说中最为重要的题材。

  《香港文学》总编辑陶然出生在印尼的万隆, 17岁回到中国,在北京接受了两年中学教育,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这期间经历了“文革”。后来他来到了香港,不会说广东话,谋生艰难,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写小说,走上了写作道路。

  “读了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写大陆也写香港,也在散文中回忆他印尼童年的少年的过去。三段人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复杂的混合影响。”评论家陈俊认为,地球村的趋势日渐明显,作家到处迁徙、移民、旅行,文学的边界包括呈现的形态都会有复杂性,陶然是这一趋势下典型的早期代表作家。

  离开故乡,对于身份认知的重新定位、异国文化产生的冲击都是华文作家开始创作的“原动力”,但在这样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华文文学,却显示出了“后天不足”的一面。

  “新移民写作发展到现在,已经走过了书写怀乡,漂泊,文化冲击阶段,新时期的文学应该写什么?”这是美国华人作家黄宗之提出的疑问,“如果今后我们都把写作的题材转向国内,那么新移民文学很有可能会失去他存在的价值。”

  “海外作家应该保持海外特性。” 美国华人作家陈谦也强调这一点。随着海外作家开始参与国内文学奖,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,陈谦认为华文作家在慢慢被“同化”,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,读者对国外了解越来越多,华文作家如果不能保持海外特性,写作题材的新鲜度就会慢慢丧失,“长此以往,变成大陆文学在海外的一个分支,那样华文文学的价值的意义其实可能会受到折损。”

 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则认为,“ 丰富的作家、丰富的文学 不是说作家口袋里的丰富,说的就是在文学的精神上,在为中国人提供的精神粮食上,华文作家提供了丰富性。”

  不少海外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,他们的思维结构和如今国内成长起来的作家有明显差异,陈思和认为这也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优势所在,“我们今天在世界华文学领域当中有影响的作家,很多都是1980年代后出国的。这批海外作家的思想追求、人格锤炼,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形成的。陈思和认为,海外华人作家在相对贫乏的生活环境之中,依然有强大的精神力支持,这是华文文学的独特之处,“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,深受震动,他们还在写这样的内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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